语言政策｜张治国：中国语言扫盲政策历时研究
本文转自公众号“当代外语研究”。
中国语言扫盲政策历时研究
张治国
摘要：中国的扫盲运动成绩斐然，这要归功于历时长、收获大的语言扫盲政策。文章在梳理文盲及语言扫盲政策的相关理论概念之后，根据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系列丛书，整理和统计出新中国从1949至2008年期间有关语言扫盲政策的文献，并总结出中国语言扫盲政策的数量、对象、内容和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语言扫盲政策成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不足。有关文盲及扫盲政策的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今后开展类似的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等工作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语言扫盲政策；文字；历时研究
1. 引言
文盲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它严重阻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65年就把每年的9月8日设定为国际扫盲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旨在动员世界各国以及相关国际机构重视文盲现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有5.5亿人口，文盲率却达80％，其中农村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但到了2000年，中国已“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全国的文盲率下降到4％左右（何东昌 2010）。可见，中国的扫盲运动是比较成功的，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联合国的全球扫盲行动计划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中国这种历时长、收效大的语言扫盲运动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学术总结和研究。我国学界对此虽作过一些学术探讨，但大多是从历史学、教育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鲜见语言政策的学术思考。其实，我国语言扫盲运动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语言扫盲政策；其次，它也是我国语言治理的典型代表和语言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为此，本文拟根据文献来统计和分析中国从1949年至2008年共60年的语言扫盲政策，发现我国语言扫盲政策的历时变化、核心内容、主要特点、成功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从而为语言扫盲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践素材，并为今后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数据。
2. 文盲及语言扫盲政策的理论梳理
2.1 文盲术语的理解
据《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 1979:1534）等文献，文盲（illiteracy）指不识字或识字极少，而且不会写字或只会写少量文字的成年人。可见，文盲指无法用文字与别人进行交流的成年人。国外学界较少使用文盲一词，而更喜欢使用识字（能力）或读写能力（literacy）等术语。所谓识字（能力）就是“对书面语的编码和解码能力”（Kaplan & Baldauf 1997：146）。文盲率与识字率两者都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字掌握情况。
但是，人口的移动性以及语言的多样性给文盲一词的界定和解又带来一些挑战。为此，本文提出理解文盲的三要点：第一是何地？如今，人类的移动范围在扩大，移动频率在提高，文盲的概念理解要与特定的地理范围结合起来。通常，这个地理范围指主权国家，因为文盲的界定与治理都是在特定的国家进行的。第二是何语？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多语国家，文盲的概念理解要与特定的语言结合起来，这种语言通常指国语或官方语言。“不能把识字能力仅限于一种语言”（Kaplan & Baldauf 1997：146），因此，我们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文盲（Enright 2011：82-83）。狭义文盲指不具本国国语或官方语言读写能力的人，广义文盲指不懂任何语言读写能力的人。但从国家的语言管理角度来说，狭义文盲才是重点，因为只有一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在全国得到普及和使用，才有利于该国国家身份的树立、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国家识字法》（National Literacy Act）指出，本国的少数民族若只懂得本族语而不会英语，就会被认作是文盲（Kaplan & Baldauf 1997：146）。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扫盲语言可能是母语，也可能不是母语。第三是何人？当前，人类的跨国活动是常见行为，文盲的概念理解要与特定的人群结合起来。通常，文盲指本国公民，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若完全不管本国内外国人的语言能力，将影响到这些外国人在本国的语言生活以及本国的语言管理。因此，我们可把出于某些原因（如旅游、出差、探亲等）而短暂居住在本国，且不懂本国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外国人归为临时或短时狭义文盲，而把出于某些原因（如留学、工作、跨国婚姻）而长期居住在本国，且不懂本国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外国人归为长时狭义文盲。对于前者，世界诸多国家通用的做法是尽量提供多语服务，而对于后者则尽力为他们提供免费或付费的扫盲教育。
2.2 文盲、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多数情况下文盲的定义和理解都不能脱离文字，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语言、文盲和文字之间的关系（见图1）。众所周知，语言的基本技能包括听说读写。在母语的掌握过程中，会读和写的人通常就会听和说，但会听和说的人不一定都会读和写。可见，对于母语使用者来说，读和写通常要比听和说更难掌握。
图1 语言、文盲和文字的关系
2.3 为何文字的掌握是判断文盲的一个标准？
第一，人类语言的表达可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来实现，但口头语言属有限语码、低语体和非标准语言，而书面语言才是复杂语码、高语体和标准语言。于是，人类社会赋予文字一种特权——专制，从而可体现文字的权威和权力（库尔马斯 2018：7）。而且，人类科学和复杂的思维需要通过文字来开展，只有文字才能让人类的思维达到最高境界，并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往后传。文字是语言表达的高级形式，它可帮助人类的思维和思想发展达到最高境界。第二，文字的应用会给社会带来不平等现象。读写能力低的人获得的书面信息更少，沟通交流的渠道也更少，于是发展的机会和拥有的权力也就减少，进而更难积累社会财富，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的低层。相反，读写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书面信息，也可通过文字来更好地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增加自己的优势和实力。可见，读写能力会造成社会诸多的不公平或不平等现象。正如库尔马斯（2018：57）所说，语言的读写能力可以反映一个社会在阶层、民族、性别和地域四个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通常，社会的底层人、少数民族、女性和农村居民在扫盲语言的读写能力方面更差些。第三，文字是人类文明及社会运行的基本表现，它的普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没有文字社会照样运行，但到了高级阶段，没有文字就寸步难行，因为大量相关信息是以书面形式传播的（库尔马斯2018：61）。文字的掌握和普及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文化教育普及和发达程度，而且也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一个人的文字能力与劳动能力总体上呈正相关，在一个脑力劳动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的比例逐渐上升的时代，文盲已经成为质量较低的劳动力，很多经济活动都无缘参与（李宇明 2012：3）。所以，工业化国家对语言文字的管理和普及更加迫切和更加严格，并要求将书面语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库尔马斯2018：96）。
2.4 语言扫盲政策的界定
扫盲是扫除文盲的简称。扫盲政策或语言扫盲政策，也称识字政策（literacy policy）或识字教育政策（literacy-in-education policy），指有关减少文盲或提高识字率的语言教育政策（Eastman 1983：88）。这是一个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推广与发展的根本政策，也是不少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但往往都出现在一个国家文盲率较高的时期。
2.5 语言扫盲政策的特点
对于个人而言，识字教育是个人语言教育的最低要求。对于国家来说，识字教育是国家语言教育的最低要求。因此，语言扫盲政策具有基础性、群众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语言扫盲政策的基础性表现为识字是教育的基础，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对于个体而言，识字是个人教育的开始，没有学会识字就无法进行其他科目的学习。对于国家来说，国民的识字率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国民识字率低的国家到处都是文盲，很难进行有效信息（尤其是书面信息）的沟通，进而影响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语言扫盲政策的群众性表现为识字教育是全国性的，而且主要是在社会底层、少数民族、女性和农村地区进行。换句话说，扫盲政策绝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事，它必须是全国之事，全民之事，要尽量做到“不让一个公民掉队”，最大限度地让人人都识字，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更有效地从事各项工作。语言扫盲政策的持续性表现为扫盲工作是一个漫长的事业。识字教育不能一蹴而就，因为“识字能力是会丢失的”（Kaplan & Baldauf 1997：149），一个人若长期不用文字就容易丧失已经掌握的识字能力。此外，扫盲也不是一代或两代人就能做完的事，若新生的下一代不重视学龄教育或学校教育，就会产生新的文盲。
3. 调查设计
3.1 调查语料及方法
语言教育政策可以表现在法律、动议和政府各种文件等形式上，法律相对笼统和稳定，而文件则比较详细和动态，所以政府文件更能体现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过程（张治国 2017：55）。为此，本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以下简称《教育文献》）共五本书（何东昌1998a，1998b，1998c，2003，2010）为研究的语料源。该书的主编是我国教育部的时任部长何东昌，其内容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资料都是编者精心挑选的重大教育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时的语言教育政策，其中包括语言扫盲政策。
3.2 调查时段及内容
《教育文献》记录了我国从1949年至2008年所有重要的扫盲文件。2009年我国教育部扫盲处“关张”，标志着语言扫盲工作告一段落。鉴于我国学界的习惯做法，本文把我国语言扫盲政策的发展史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5）、第二阶段（1966～1976）和第三阶段（1977～2008）。本文将根据整理出的语言扫盲政策文本来探究以下四组问题：第一，语言扫盲政策的总量及年平均数是多少？各阶段的语言扫盲政策在数量上有何特点？第二，语言扫盲政策的主要对象是谁？他们各自所占的政策比例是多少？第三，语言扫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们各自所占比例有多少？第四，中国语言扫盲政策有何特点？
4. 调查结果
4.1 语言扫盲政策的数量
现根据《教育文献》，把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1949～2008）里颁布的重要语言扫盲政策文本数量按照年份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语言扫盲政策年度数量统计表
从表1我们可发现，中国60年的语言扫盲政策虽在数量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仍存如下两个不足：第一，文件出台断断续续，断了3年及以上的阶段有4个（即1961～1963，1965～1977，1982～1984，2003～2006），尤其是“文革”以及“文革”以后中断了13年。这反映了我国的语言扫盲政策在制定上还不够稳定，易受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第二，纵观60年语言扫盲政策的年度数量，有时一年出台多个文件（如1990年7个，1951年和1996年6个，1953和1955年各5个），这反映了我国的语言扫盲政策在制定上还不够成熟，一遇问题就出台政策；也说明我国在语言扫盲政策的研究上跟不上时代，研究机构或学界智囊团未能给政策的制定者在理论和相关数据上提供更多的服务或咨询。
此外，根据表1我们可衍生出表2。
表2 三阶段语言扫盲政策数量统计表
如表2所示，中国语言扫盲政策在数量方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政策文件总数较多。在60年里，共有95个重要政策文件，平均每年1.6个。这说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语言扫盲工作。第二，在三个不同阶段出台了数量差异较大的政策文件，第一阶段共出台了43个政策文件，未出台政策的年份有4个，每年平均2.5个，是三个阶段中年平均出台政策最高的时期，也是政策制定最稳定的时期。第二阶段竟然没有出台一个政策文件，因为此阶段处于“文革”时期，扫盲工作进入停滞状态。第三阶段共制定了52个政策文件，未出台政策的年份有12个，年平均1.6个，表示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扫盲工作得到了恢复。
4.2 语言扫盲政策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盲面广量大，语言扫盲政策把主要对象锁定在人口占比较大的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军人等人群，并专门为他们制定了不同的政策（详见表3）。另外，偶尔也针对部分特殊群体，如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华的外国人出台一些政策，如1988年的《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扫除妇女文盲工作的通知》、1985年的《教育部西北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工作会议纪要》和1980的《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开办外国人短期中文学习班问题的通知》。总之，我国的语言扫盲政策虽有焦点和重点，但社会上所有中文识字能力差的人几乎都能找到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政策文件。
表3 针对四类扫盲对象的政策文件统计表
根据表3，我们可发现如下特点：第一，有关农民的语言扫盲政策最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数量占比极高，是全国语言扫盲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国家出台的文件包含了形式多样的农民扫盲班，如“农民夜校”“农民半日学校”“农民小学”“冬学”（冬季农闲学习班）“农民业余学校”“农民识字班”和“农民识字学校”等。第二，有关工人的语言扫盲政策数量位居第二。工人是全国各地城镇的主要人员，国家制定了各种有关工人语言扫盲的政策，举办了“工人夜校”“工人业余补习学校”“职工业余学校”“工人识字学校”和“城市劳动人民业余文化教育机构”等各种扫盲班。第三，有关机关干部和解放军的语言扫盲政策数量分居第三和第四名。这些对象都是特殊群体，他们在数量上要低于农民和工人，但也都有自己的扫盲特点，分别开展“在职干部补习学校”和“解放军扫盲班”。综上，我国60年的语言扫盲政策对象明确、主次分明、分类对待，在遍布全国的农村、工厂、街道、学校、机关和部队开展各类扫盲班。
4.3 语言扫盲政策的内容
中国语言扫盲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据其题目的关键词，总体上可分为如下四类（详见表4）：第一是指示类文件，包括各种“指示”“决定”“计划”“解释”“意见”“请示”“批复”“章程”和“公报”等。第二是通知类文件，仅指各种政策性“通知”。第三是领导讲话类文件，包括领导的“讲话”“报告”“发言”和“会议纪要”。第四是实施办法类文件，包括“实施办法”“工作条例”和“实施方案”等。这四类语言扫盲政策涉及的具体内容就更加广泛，如语言扫盲的重要性、基本要求、三教（即教师、教材和教法）问题和奖励办法等。
表4 语言扫盲政策的内容统计表
5. 调查结果的分析
5.1语言扫盲政策的特点
第一，发挥政策在语言扫盲运动中的指导作用。当时的国家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地广人多、贫穷落后的国家举行扫盲运动是多么的艰难，而政策具有影响力大和辐射面广的特点，因此要重视语言扫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发挥政策在语言扫盲工作中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例如，为了大面积地调动全国各地扫盲工作的积极性，国家多个部门均制定了相关的奖励政策：教委（教育部）制定了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院”“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1956），之后又设立了“中华扫盲奖”（1996）；全国妇联、国家语委颁布了关于授予全国扫除妇女文盲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巾帼扫盲奖”荣誉称号的决定（1992）；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出台了“扫盲工作先进地区”奖励办法（1996）。
第二，重视语言扫盲中“三教”内容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首先是不拘一格地扩大教师队伍。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单靠正式的教师难以承担如此艰巨的教学任务。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解决教师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教民，能者为师”（1956），动员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其次是依照实用浅显的原则来编写和使用教材，使得教学内容与语言生活密切相关。当时扫盲的标准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根据农民、工人、干部等不同对象给予不同的要求，体现了教学目标和教学材料的多样化。如1953年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农民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工人和干部识2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200～300字的应用短文；城市其他劳动人民识1500个常用字，阅读和写作能力分别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教材的编写要符合教学目标，农民业余教育“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1950），当时的农民识字课本，如《识字记工课本》，在内容上紧密结合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习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等。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则“以文化学习为主，以识字教育为重点”（1951）。最后是灵活多样地利用教学时间和教学方法。成人的扫盲工作基本上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由于无法保证正常的作息时间，扫盲工作采用见缝插针式的教学方法。例如，在农村一般是农闲多学（如“冬学”和“夜校”），农忙少学，大忙放假。针对干部坚持业余学习困难较多的特点，许多地点采取短期集中脱产扫盲的方式。在扫盲教学过程中，全国教无定法。但有些教法成了大家学习和推广的榜样，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所创造的“速成识字法”。另外，很多地方都会根据学员的识字水平开展分班教学，如初级班（组）吸收文盲（识字在500个字以下者）与半文盲（识500个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入学，使其在三年内认识常用字1000个字以上，并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而高级班（组）则吸收已完成初级班课程或有同等学力者入学，使其在二年内基本上达到相当于高级小学毕业的程度。
第三，遵循语言扫盲政策的基础性、群众性和持续性等特点。不少语言扫盲政策都体现了语言扫盲工作的基础性，如党和国家领导都认识到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扫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扫盲政策的群众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扫盲的核心对象和扫盲的主要参与者。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军人是扫盲的主要对象，他们数量之大，足以代表国家的主要人群，使得中国的扫盲运动成为一项群众性工作。为了提高上述四类人群的识字能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工矿企业、城市街道、农村基层组织、工会、共青团、民兵、妇联等群众团体和全日制学校的广大师生等参加扫盲工作。扫盲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党领导的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是我国重要的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完全遵循了扫盲政策的群众性特点。此外，群众性的扫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它具有长时性。我国的语言扫盲工作前后持续60年，语言扫盲政策的工作也长抓不歇，尽管中途出现过短暂的停滞和冒进行为，但总体上遵循了语言扫盲政策的持续性特点。
5.2 语言扫盲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一，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语言扫盲工作，总体策略正确。一个国家核心领导人的语言治理思想是该国语言政策制定的关键或灵魂（张治国 2020:7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届高层领导都认识到群众性识字教育的重要性，从而高度重视全国的语言扫盲工作及其政策的制定。如毛泽东提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条件。陈毅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全国扫盲协会会长，亲手抓扫盲工作。此外，一个国家成功的扫盲运动是与教育部门做好学龄儿童入学分不开的，要堵住新文盲的产生。为此，我们国家采取“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总体策略，把“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同“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并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而确立了扫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扫盲工作在中国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第二，确定了语言扫盲政策的制定主体。政府多个部门经常联合出台语言扫盲政策，而且各地还成立与语言扫盲工作相关的组织和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等政府机构和部门都曾联合出台过有关语言扫盲方面的文件，如2007年的《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统计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1952年国家专门成立了语言扫盲委员会，即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后并入教育部），1953年还推出机关刊物《扫盲通讯》，全国各地的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了相应机构。1955年全国各地成立了扫盲协会。这些制定主体的确定或成立使得中国的语言扫盲政策具有较好的主导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第三，中文的本体规划及发展为全国的语言扫盲运动奠定了基础。与全国扫盲运动并驾齐驱的还有简化汉字（1956）、推广普通话（1956）以及汉语拼音方案（1958）三大语言政策。这些语言政策虽不算纯粹的语言扫盲政策（未被列入上文的统计数据中），但它们却为扫盲运动铺平了道路，汉字的简化大大减少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普通话的推广和汉语拼音的使用促进了汉语的标准化，也促进了扫盲工作的发展。200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见何东昌 2003：1227）指出，“从1949年到1965年，全国扫除文盲1亿多人，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提高了识字效率和巩固率，为语言扫盲发挥了重要作用”。
5.3 语言扫盲政策存在的不足
中国的语言扫盲政策尽管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第一，在政策的制定方面缺乏经验，如有的年份政策数量偏多，有时则几年乃至十几年都没有颁布一个，这反映了我国语言扫盲政策制定不够稳定和不够成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损失。
第二，在学习对象方面并没有凸显或重视我国的部分少数民族，从而导致许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懂普通话，成为狭义文盲，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融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潮，也降低了部分人的国家认同感。不过，正如库尔马斯（2018：64）所言，“少数民族的读写能力较差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这是因为他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不是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从而形成家庭语言和学校语言不对称的现象”。
第三，某些语言扫盲政策的内容体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思想。例如，1951年的扫盲政策要求，在三年左右消灭全国现有产业工人中的文盲，在五六年内扫除农村干部和青年农民中的文盲，并争取在这以后每年有一亿以上农民参加冬学或识字班。1952 年的扫盲政策提出，争取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里扫除文盲。后来，国家意识到语言扫盲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于是，在1953年通过政策给予纠错。
尽管我国的语言扫盲政策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而且，当初政策的决策者在面对复杂的扫盲对象和恶劣的经济社会环境时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语言扫盲政策研究成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在政策制定时出现一些过快、过多或过少的现象，甚至还做出一些不太科学的决策。所以，“国家需要鼓励、扶持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发展，以此提升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前瞻性和战略性，使其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治国 2017：60）。
6.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60年的语言扫盲政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意义重大，最终实现了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这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语言扫盲政策国别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主要的内容特点及成功经验可为世界语言扫盲运动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文的研究表明，文盲是贫困和无知的产物，同时也是产生贫困和无知的温床。它不仅影响国家民族的素质，而且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扶贫工作的基础。尽管中国的语言扫盲工作告一段落，但我们要认识到语言文盲是一个动态的现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我们要防止新文盲的产生。当下，有三种新文盲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导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引发的跨国灾民或难民潮都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短时或长时狭义文盲，例如，我国城市出现的农民工语言适应问题和广州的非洲裔文盲现象。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扫盲的内容在延伸，它不再只局限于语言的读写能力，可能还影响我们如何在社会中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有些人因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常识而出现跨文化障碍，即交际中的文化文盲。第三，在互联网和以电子设备为媒介的通讯时代，文字和读写能力获得新的形式和功能，因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数字技术文盲（digital illiteracy），尤其是难以融入智能社会的老年数字技术文盲。上述各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扫盲工作有了新的内涵，它已从传统扫盲转向功能性扫盲。这些语言问题都需要学界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调查，以便为今后新的语言扫盲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数据。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张治国. 2022.中国语言扫盲政策历时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3）：44-54.
本期责编：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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